产能调节应更多借助市场力量

产能调节 应更多借助市场力量

我们的政府有一个强烈的和根深蒂固的习惯与心理定式，就是总担心产品的过剩。它对产品的短缺向来并不在意，有时甚至很享受，而产品一旦有一点过剩的苗头就变得很紧张。换句话说，它一般总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总是要求消费者作出牺牲。这是旧体制的思想遗留。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必须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保持中立，由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政府甚至应当在许多情况下偏向于保护消费者。而这一点似乎至今尚未被经济管理部门意识到。　　在传统上，政府曾经把很大的精力用来督导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长期以来承担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交流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政府“为企业着想”，似乎是很正当的。长期形成的观念导致官员们对经济增速的下滑心存恐惧心理。一说到产品过剩，大萧条时期美国企业往河里倒牛奶的可怕景象就会重现在脑海中。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经营困难也产生了留存的记忆，使人们回想起来便心有余悸。　　当前某些行业的确产生了相对过剩现象，有的甚至还很严重，然而，这却并不必然导致需要动用行政力量的结论。现在的经济状况与以上两种情况是迥然不同的，距离需要政府干预的条件还很遥远。行政力量“治理过剩产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惯性。围绕治理过剩产能问题，现在有不少流行的看法，事实上是观念误区，对此有必要予以分析。　　首先需要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过剩的产能正是前些年大搞泡沫经济和透支繁荣所形成的，因此，如果政府部门对于如今的产能过剩感到不满的话，那么就应该反思以前的经济政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泡沫经济的膨胀曾经使某些贪婪而短视的企业陷入了空前的乐观情绪之中，以致疯狂地扩张投资，现在则到了这些企业付出代价的时候。用户与消费者前些年支付了高昂的价格，现在则有权力享受低价。负责任的、谨慎的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前些年少赚了利润，现在则有理由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市场的“公道”。以政府之力治理过剩产能，就是以全行业的付出来保护少数企业的鲁莽，就是惩罚谨慎，奖励贪婪和胆大妄为，阻止自然正义的实现。　　经济周期中的相对过剩阶段正是企业强化管理、苦练内功的时候。在经济高增长阶段，企业通过简单地增加生产一般就可以获利，市场泥沙俱下。现在，问题正好暴露了出来，需要企业用心去解决。个别无力解决问题的企业，则会被其他体质强健的企业所兼并。所以，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的若干年间，发生企业倒闭和兼并是正常的，这是一个十分良性的调整过程。反之，假如没有发生一定数量的倒闭事件，反倒要视为一种反常现象。当前的破产和收购程序十分不完善，借此机会，政府部门正好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可遗憾的是，多年的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偏离了这个思路，没有把制度建设当作重点，而是引向了行政治理。　　强行削减产能就是在结构调整中忽视市场力量，妄图通过行政力量使经济“重归繁荣”。它的具体含义就是对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进行直接的破坏。相关的机器设备原本还可以继续用来生产产品，为社会服务，现在却不允许它继续转动了，要把它当废品提前处理掉。美国的企业倒掉牛奶，原因在于牛奶会因为变质而过期，而我国的做法则是要直接杀掉母牛。据说，这样一来，奶农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了。这种通过损害未来而使眼前好过的做法是违反常情的。　　对企业来说，即使在账面亏损的状态下往往也是可以维持生产的，甚至是有利可图的，这是一般官员们所不了解的生意道理。在萧条阶段还可以扩大投资。由于成本低廉，现在正是深谋远虑的企业扩大投资的好时机。由于整体经济的增速仍然比较快，目前看起来有些过剩的行业，几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不排除一些有远见的企业正是在为未来进行准备。可是，一旦治理过剩的产能，政府还会批准新投资项目吗？　　这个政策还有其它的出发点，其中之一是可以趁机进行技术升级，之二是可以趁机推行环境保护，之三是政府作为股东对于国有企业具有责任与权力。这些说法都是值得细加分析的。技术升级应该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并且也不是“技术越高就越好”，技术也是分各种层次的。环境保护要依赖于环保法规的制定与执行，这与产能问题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政府应当通过适当的企业治理措施使得国有企业有动机去自觉地调整产量与投资活动，而不应该直接干预这些活动本身。尤为重要的是，行政干预不能扩大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否则，这就不仅是严重的滥用权力，而且是触犯《反垄断法》的犯罪行为。而在不扩大到非国有企业的前提下，强迫国有企业单方面削减产能，也等于是让非国有企业赚便宜。一边高唱“转变政府职能”，一边行政介入具体市场运行和竞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　　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限制供应，到处存在着供应不足和竞争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十分突出。市场经济总会有产能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循环往复，对于此点，官方和民间人士看清的并不多。这里仅举一例。这些年高速公路与机场多造了一些，一些经济学家立即鞭挞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可是，以下因素却很少被注意到：1、基础设施的建造，一次性投入大，并且大都需要许多年才能完成，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往往不是供应不足，就是供应过量，而不可能恰到好处；2、投资方案大都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既成模式，因此一般不会犯严重错误；3、即使投资数量一时过头，也可以借助巨额的投资增量来作出灵活的结构调整；4、经济增长速度高，所以需求增长也是很快的；5、公共产品具有重要的外部性效应。笔者并非要为政府投资中的鲁莽行为辩护，而是说，关于过度投资的研判不应当简单化和静态化，对产能的调节也应该更多地借助市场力量来进行。　　太多的行业需要开放和自由经营了，产品供应的丰富程度和竞争的程度都需要大幅度地提高。任何背离市场手段的去产能，都埋藏着在未来某个时点促使物价飞速上涨的种子。物价好不容易下来了一些，就不要再让它重新上涨了。限制供应就是搞泡沫。泡沫经济不能再搞了。稳定的物价是幸福之源，而泡沫经济却可以使国破家亡，这正反两面的事例可谓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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